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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创作格律诗词之我见
作者:文会春    发布于:2014-07-02 11:26:41    文字:【】【】【

建安风骨  大唐气韵

——浅谈创作格律诗词之我见

文会春

 

从事格律诗词创作、研究多年,笔者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,无论你是做诗,还是写其它文章,都要遵循一个法则,那就是“建安风骨,大唐气韵”。其它的在这里就不赘述,就说做诗这个话题,笔者想多唠叨几句。凡为诗者从取材构思、情节设置、整体布局、炼字炼句炼意,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应用,都必须经过诗人的深思熟虑、千锤百炼。切莫“草率下笔,轻易为诗”。只有这样做出来的诗,才能勉强成为“诗”。那么,用什么方法做出来的诗,才能成为诗之上品呢?愚以为,创作格律诗词除要严谨外,还必须具备一种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,以及自身的文学底蕴、艺术涵养、兴趣爱好等等,然后才能为诗,才有可能做出好诗。当然,由于每位诗人的天赋秉性、品德修为、文化涵养、学识视野、生活空间各有不同,因而会导致其理想和追求上的迥异。不过,但凡称得上诗人的,其做诗过程中的思想境界却有着惊人的相似,可以说是殊途同归,那就是他们都具有“建安风骨,大唐气韵”。

一、诗人应该具有“建安风骨”

秦汉以前,中国诗教一直遵循儒家学说,追求中庸之道,作品以抒情、叙事为主,其思想内涵很少出现慷慨激昂和苍凉悲壮的场面。然而,自从以“曹氏父子”和“建安七子”创立“建安文学”以后,诗之作品或俊爽刚健、内容充实,或慷慨悲凉、情感丰富,读后令人陶醉其中,欲罢不能。从此,人们对文学的审美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开始爱诗捧诗,而诗也因其“风骨”凸显迅速在文坛走向主导地位。

何谓诗之“风骨”?刘勰的《文心雕龙风骨》 对“风骨”的描述:“《诗》总六义,风冠其首,斯乃化感之本源,志气之符契也。是以怊怅述情,必始乎风;沈吟铺辞,莫先于骨。故辞之待骨,如体之树骸;情之含风,犹形之包气。结言端直,则文骨成焉;意气骏爽,则文风清焉。若丰藻克赡,风骨不飞,则振采失鲜,负声无力。是以缀虑裁篇,务盈守气,刚健既实,辉光乃新。其为文用,譬征鸟之使翼也……”也就是说,“风”是指一种内在的东西,是推行风化的源泉,也是展示心灵的手段。它能感染人们的思想情感,成为精神支柱和生命源泉。诗有了“风”,就能拓展思想境界,使作品感情饱满,鲜明生动。可是,“风”毕竟是虚幻缥缈的东西,虽说它与诗的内容和情感有密切的关联,但这并不代表“风”是诗的内容和情感本身。故此,诗人在抒写情感的时候,“风”必先行;在推敲辞句的时候,“骨”乃首要。

古语云:“诗言志,志存高远。”这就是因为诗的“风骨”在作者、读者心中引起共鸣的原因。有一位大师级的诗论家,他在演讲时曾对“风骨”这样描述:“深谙‘文风’的人,写情必然鲜明;讲究‘文骨’的人,用辞一定精炼。”当你在欣赏一首诗时,倘若感觉这首诗“捶字坚实而难移动,声腔凝练而又灵活”那是驾驭“风骨”的效果;倘若感觉这首诗意瘦辞肥,杂乱无章,那是缺乏“文骨”的现象;倘若感觉这首诗思理不畅,无精打采,那是缺乏“文风”的证明。例如:唐杜甫《曲江对雨》之颔联上联:“林花著雨胭脂湿”,其“炼字炼句炼意”之精准,就是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也自叹不如。据王彦辅的《尘史》记载:“此诗题于院壁,‘湿’字为蜗涎所蚀。苏长公、黄山谷、秦少游偕僧佛印,因见缺字,各拈一字补之:苏云‘润’,黄云‘老’,秦云‘嫩’,佛印云‘落’。觅集验之,乃‘湿’字也,出于自然……”在这里,苏轼的“林花著雨胭脂润”虽说“风骨”凸显,但比起杜甫的“林花著雨胭脂湿”,还是略输文采;而黄庭坚的“林花著雨胭脂老”、秦观的“林花著雨胭脂嫩”、佛印的“林花著雨胭脂落”,不但“文风”不如杜诗,就连“文骨”也大打折扣。

据资料记载:“从前潘勋为了曹操写《九锡文》,用笔取法经典,群才为之搁笔,就因为他的文骨挺拔。司马相如为了汉武帝写《大人赋》,号称有凌云之气,成为辞赋的宗师,就因为他的风力道劲。”其实,诗人创作格律诗词也是同理,只要诗人具有“建安风骨”,注重文章的气韵,形成独特的风格,其作品的成功率必定事半功倍。

二、诗作应该具有“大唐气韵”

当前,国内有许多学者普遍认为:“诗止于唐,后人无法超越。”对于这种说法,笔者持赞同的态度。在中国诗歌史上,建安的“古风体”和大唐的“格律诗”,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两座艺术高峰,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不朽的诗歌生命体,成为后世诗歌创作者学习的经典和遵循的范式。

只要你是中华儿女,一提到诗歌,你首先想到的就是唐诗。唐朝虽然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这样的遥远,为什么我们一说起诗就会想到唐诗呢?这是因为唐朝那“铿锵、爽朗、悲壮、慷慨”的大唐诗风、气韵,早已渗透到我们的生活,并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。可以说,唐王朝包容天下的气度和胸怀,唐王朝形式多样的改革和创新,为唐诗的发展成熟提供了温床。

其一,是初唐四杰“王勃、骆宾王、杨炯、卢照邻”和陈子昂的闪亮登场,初步扭转了齐梁以来绮丽余习,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,从江南的“小桥流水”走向西北的“关山塞漠”,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。陆时雍的《诗镜总论》记载:“王勃高华,杨炯雄厚,照邻清藻,宾王坦易,子安其最杰乎?调入初唐,时带六朝锦色。”例如王勃的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:“城阙辅三秦,风烟望五津。与君离别意,同是宦游人。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。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。”尽管这是一首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诗,但此诗调子高昂,韵味深沉,纵横捭阖,变化无穷,体现出诗人高远的志向、豁达的情趣和旷达的胸怀;又如骆宾王的《于易水送人》:“此地别燕丹,壮士发冲冠。昔时人已没,今日水犹寒。”此诗从诗题上看这是一首送别诗,从诗的内容上看这又是一首咏史诗。诗人凭借送别友人之际,咏怀古代英雄之事,以寄托自己对现实的深刻感慨。全诗开合顿挫,文情跌宕,气脉流通,意境旷达。以强烈深沉的感情,含蓄精炼的手法,摆脱了齐梁以来委靡纤弱的诗风。再如陈子昂的《登幽州台歌》: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。”这是一首吊古伤今的生命悲歌,语言苍劲奔放,富有感染力。陈子昂的诗歌,以其进步、充实的思想内容,质朴、刚健的语言风格,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其二,是盛唐诗坛群星璀璨,各种流派层出不穷,将唐诗发展推向巅峰。⑴以王维和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,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。例如王维的《山居秋暝》: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。竹喧归浣女,莲动下渔舟。随意春芳歇,王孙自可留。”此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,把读者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,以自然美来表现人格美和社会美。再如孟浩然的《宿建德江》:“移舟泊烟渚,日暮客愁新。野旷天低树,江清月近人。”这是一首在艺术上极有特色的抒写羁旅之诗。特别是结句“天和树、人和月”的关系,写得恰切逼真。⑵以王昌龄、高适、岑参等为代表的边塞诗,把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例如王昌龄的《出塞》:“秦时明月汉时关,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,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此诗被誉为“唐绝第一”,王昌龄也因此被誉为“七绝圣手”。这是因为全诗以平凡的语言,纵越千年,横跨万里。一气呵成,唱出雄浑豁达的旋律,吟之令人拍案叫绝。又如高适的《塞下曲》:“结束浮云骏,翩翩出从戎。且凭王子怒,复倚将军雄。万鼓雷殷地,千旗火生风。日轮驻霜戈,月魄悬弓。青海阵云匝,黑山兵气冲。战酣太白高,战罢旄头空。万里不惜死,一朝得成功。画图麒麟阁,入朝明光宫。大笑向文士:一经何足穷!古人昧此道,往往成老翁。”此诗浓墨重彩描写边塞沙场征战那种宏阔悲壮的氛围。手法大气豪壮,有声震山岳的雄威气势。再如岑参的《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》:“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,平沙莽莽黄入天。轮台九月风夜吼,一川碎石大如斗,随风满地石乱走。匈奴草黄马正肥,金山西见烟尘飞,汉家大将西出师。将军金甲夜不脱,半夜行军戈相拨,风头如刀面如割。马毛带雪汗气蒸,五花连钱旋作冰,幕中草檄砚水凝。虏骑闻之应胆慑,料知短兵不敢接,车师西门伫献捷。”此诗为表达戍边将士高昂的爱国情怀,诗人采取反衬的手法,极力渲染、夸张戍边环境的恶劣,从而褒扬诗中人物不畏艰险、精忠报国的精神。全诗文思涌现,奇句入理。气势奔放,慷慨激昂。读后感同身受、身临其境。⑶是诗仙李白、诗圣杜甫,以及王维、孟浩然等诸多诗人组成的盛唐“诗人方阵”,成就了唐代诗歌的最高艺术。例如崔颢的《黄鹤楼》: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,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?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 诗人登临古迹黄鹤楼,被眼前景物所陶醉,触景生情,诗兴大发,脱口而出,一泻千里。传说李白登此楼,目睹此诗,大为折服。叹曰: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因此,此诗被后世誉为“唐人七律第一”。又如李白的《蜀道难》、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、《将进酒》、《望庐山瀑布》、《秋浦歌》等名篇,诗人往往在想象中,带着夸张的成分。写“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!”;写天姥山的高大巍峨,竟然是“天姥连天向天横,势拔五岳掩赤城。天台四万八千丈,对此欲倒东南倾。”;写《将进酒》时,竟然看到了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;写庐山瀑布时,还怀疑是“银河落九天”;写因愁生出白发,还长到了“三千丈”。像这种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的想象,一定是出自一位天才诗人的大手笔,庸人根本无法企及。再如,诗圣杜甫的 “三吏”:《石壕吏》、《新安吏》、《潼关吏》和“三别”:《新婚别》、《垂老别》、《无家别》,无不以诗人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融入诗中,故事情节真实感人,催人泪下。

其三,是中唐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,出现了多样化的艺术主张和不同诗歌流派相互并存的现象。①以韩愈、孟郊等为代表的奇险派诗人,面对盛唐挺拔巍峨的诗歌艺术巅峰,根本无法逾越,只能独辟蹊径,另寻新路。他们追求“怪、奇、特”的美,重主观,破常规,常常以散文句式入诗。在这一派的诗人里,李贺最具代表性,他想象丰富奇特、语言瑰丽奇峭,形成非常独特的风格。世称“鬼才”诗人。②以白居易、元稹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人。他们主张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浅易晓畅,妇孺皆知。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,不少作品愤世嫉俗,如白居易的《卖炭翁》、《琵琶行》等,揭露社会黑暗,抨击丑恶现实。

其四,是晚唐诗人或走向淡泊、或走向自我、或走向华丽的“诗风”,已经将中唐的那种改革锐气消失殆尽,诗歌发展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然而,晚唐诗人的风骨和才情,以及大量涌现传世的咏史诗,却完全弥补了这一缺陷。以杜牧、许浑等为代表的咏史诗,令读者的精神为之一振、眼睛为之一亮。其实,在晚唐的诗人群体中,大都是善于表现心灵历程的诗人,他们对于历史的思索感叹,就是对于现实的感慨叹息。例如,晚唐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李商隐,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、惊世的艺术才华,将唐诗拓展出一个充满朦胧、凄婉、幽雅的美,让读者反复咀嚼、陶醉回味在诗的境界不能自拔,从而再次把唐诗推上新的巅峰。特别是李商隐的爱情诗,感情浓郁炽热而又真挚细腻、刻骨铭心而又不易索解。有一位专门研究李商隐的学者,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:“李商隐是晚唐诗歌造诣最高的诗人,也是一位非常神秘的诗人,他有不少诗特别是无题诗,情思流动是跳跃式的,意象组合是非逻辑的。不过,其诗意旨朦胧而情思可感,往往可作多种解释。他的艺术技巧,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,极大地扩大了诗的感情容量,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最后的贡献。”

最终,大唐的诗韵流露在李商隐的笔下“蓬山此去无多路”、“此情可待成追忆”而缓缓落下帷幕;大唐的诗风安躺进杜牧的文集里“江东子弟多才俊,卷土重来未可知”、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而成为历史。大唐帝国虽然随着朝代更迭而永远逝去,但大唐帝国所开辟的“大唐诗韵”却不会因为时代的进步而消失。如果当今诗人能够持继承与发展态度,将“建安风骨,大唐气韵”发扬光大,诗之梦想定可实现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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